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还是靠法律靠得住。

[21]德国学者考夫曼就认为：概念而无类型是空洞的，类型而无概念是盲目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个人人格、人权不受尊重，人格尊严长期受压抑。

[15]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总说明》，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１３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０５页。只有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才能使人格权法具有宽裕的空间展示其全部内容，使其保留继续发展的空间，这样也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人权观念以及人格权制度发展的需要。可以说，在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３３条第３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而将人格权制度有机和谐地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难得机遇。[8]德国学者雷尔姆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所谓权能，也称为权利的作用或功能。

对于公开权究竟属于知识产权还是人格权，学界目前仍然存有争议。现有民事主体制度的主要内容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解决的仅仅是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和条件。价值观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对当下事物以及将来事物是否具有价值、有多大价值、应该具有何种价值的信仰、信念、认知、情感以及意志的总称。

生存价值乃基本价值，秩序价值乃根本价值，信念价值乃核心价值。[12]参见罗尔斯著：《公共理性的观念》，载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第68页、第69页。正义原则基于效率原则却高于效率原则。政治精英和公务人员是否拥有德性在政治活动正当性中具有优先地位。

一旦风险触摸到了社会宽容的底线时，一种潜在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力量和原则，并且对于那种以此为基础的观点持开放态度。

[9]参见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市场社会不但培育了公意而且激发了公民强烈表达其意志的愿望。然而任何一种制度和体制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利，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通常难以平衡。为维持这种假象，执政党及其各个职能部门就会把精力放在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上，而不是放在实践和实现上。

它们才是上层建筑的灵魂，灵魂的真正作用就在于，不但支配自己的行动，更支配别人的行动。而在现代社会，实践理性表现为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相关于私人事情，但它不直接处理私人事务，而是通过提供公共的善而为每个公民服务。而在一个高度社会分工和领域分离的社会结构类型下，那种自在的权力类型就难以运行下去。而在行动的意义上，其复杂性就远远不止三种价值之间的逻辑顺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问题，更在于四种利益系列之间的通约问题：民众的利益—组织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政治精英集团的利益。

因为核心价值观和终极价值观、基本价值观之间有交叉、有关联，但必须是区别的。当政府或政党依靠信念（思想上层建筑）和权力（政治上层建筑）进行社会治理时，就会演化出与每个人的愿望相同、相似、相异、甚至相左的意志来（即国家意志），甚至成为霍布斯笔下的怪兽利维坦，以至于使民众对国家意志产生矛盾心理：爱之深恨之切。

秩序含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在一个系统内，各要素在空间的排列组合可以有多种方式，但不同的方式却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排列有价值，有的则没有价值，有的甚至具有反价值。尽管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一致性，即存在着管理的逻辑偏离价值的逻辑的倾向，致使工具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异己力量，但在新政权初创时期，这种偏离的或异化的倾向被限制在了最小的范围、最低的程度，政党或组织的价值观也极容易转换成民众的价值观。

此时，国家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是核心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工作方法，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最高宗旨。只有当公民充分运用其公共理性为了公共的善表达其意志时，也只有让公民通过多样化的现代传播媒介合理表达其意志的体制被建构起来的时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好政治才是可能的。社会安全阈限是社会宽容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容忍或允许威胁、危害、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力量得以存在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社会失序的因素称之为危险或风险。由于人民并不直接掌管政治权力，而是由政治精英集团直接运行，尽管他们是以人民的名义。也并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

未来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对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重要，以至于每个人都有天然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民主的体制是以自由权利的预先设定为前提。而各要素先后出场的顺序也是有规定的，哪个优先出现，哪个次之，哪个最后出场，其效果也是大不同的，这便是秩序的时间性。

只有达到利益均衡，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才有可能。从德性主体来看，分人格化的主体即个人，非人格化的主体即组织。

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德性与传统社会的德性有很大的不同。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

于是，这一实践的意图要么是熟巧的意图，要么是德性的意图，前者指向随意的和偶然的目的，后者则指向绝对必然的目的。[10]参见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1页、第332页。其区别在于：从主体看，有政党的、组织的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借助现代媒体宣传、通过实际行动贯彻的核心价值观一定是政党的，而不是组织的和个人的，因为后两者既无必要又不可能。反之，当我们预设了人们在政治权力面前可能具有利己动机，那人们一定会穷尽知识和办法去寻找他律的方式，亦即体制设计、法律安排和舆论开放，并通过此种方式规约与谴责政治行动与行政行为中的利己与行为。

[3]比较而言，实用的信念就不如德性的信念那样确实了，它虽偶然却给现实地运用手段于某些行动上提供根据，这种根据虽然为人的行动提供支撑，但其结果却不必然，因为它要假借大量的外在条件以求一个外在的善，而外在条件和外在之善通常都是不能为人所完全掌控的。正义原则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既规定过去，更决定现在和未来。

民众固然要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危险是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力量，而风险则是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或由人故意制造的事件。

从主体主义的角度分类，可有民众的宽容、社会的宽容和政党的宽容。如何摆脱体制上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悖论似乎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其实这种困难并不在人民这一方。

主体是一个具体活动的发动者（前提）、承担者（过程）和受益—责任者（后果）。当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了财富之后，如何分配这些财富以及与这些财富有关的机会时，高于效率原则之上的公平、平等、正义原则就必然被强烈地提出来，于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参与者之共同的意愿、集体的意志就会在分配财富和机会的过程中被个人的意愿和意志所替代，创造财富是共同合作的结果，分配财富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如何保证R的有效性呢？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一个是规则的普遍有效性问题。这种体制上的安排如何保证抽象行政行为是公正的呢？若此，就得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完全理性和善良意志。

当以权谋私行为所得收益大于违约成本时，腐败和渎职就会屡禁不止。但事实上，以德治国似乎是靠不住的承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利己这种事实，而在于如何看待和对待利己动机和行为在不同活动领域的表现方式及其限度问题。在政权初创时期，后者一定让位于和服务于后者，而在政权维护或维持时期，后者通常优先于前者，但这种优先不能突破一般组织和民众所能容忍的底线，亦即不能突破社会宽容度。

同构化的社会安排，使国与家没有了严格的界分，政治集团可按照处理熟人或血缘关系的那种方式处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需要相当成熟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是因人而异的，没有面向所有公民的伦理尺度，只有面向具体阶层和不同人群的伦理规则，在有形中见出无形，在无形之中体悟无形。而无论是空间性的秩序还是时间性的秩序，都是状态与结果意义上的事实。

(责任编辑：秦基博)